国博大事记与名家 | 近现代文物的征集与捐赠
喜迎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110周年，国博君全新推出“国博大事记与名家”栏目，聚焦国博百十风采，向广大读者们分享110年以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悠久历史与优秀文博名家事迹。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国内目前收藏近现代文物及馆藏一级近现代文物最多的博物馆。这些近现代藏品历经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几代建制，得到了不断充实与发展，是几代征集工作者辛勤付出与数千位捐赠者无私奉献所取得的成果。
本馆近现代文物，特别是革命文物的征集与收藏最早可以追湖至1933年5月。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曾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博物馆，由中央教育都负责具体筹备工作，代部长徐特立为此发出 《中央革命博物馆征集陈列品启事》，要求各机关、群众团体及个人帮助搜集革命文物。
北平和平解放后，随即计划筹建革命博物馆，北平历史博物馆受托代为征集革命文物。到1949年9月初，随各界人士的捐赠及博物馆的征集，革命文物的收藏已初具规模，为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50年3月7日，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在京正式成立。7月29日，“国立革命博物馆” 更名为“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正名为“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
1949年5月4日，国立北平历史博物馆在《人民日报》刊登征集革命文献实物启事。
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领导机构对博物馆的筹建给予了高度重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即向各中央局、分局宣传部发出 《关于收集革命文物的通知》，提出：“革命博物馆为即将设立之重要宣传教育机构”，“望各中央局、分局宣传部并通知各级宣传部门及时（迟则不易收集）负责收集革命文物，专人负责，集中保存” “待革命博物馆成立后即派人迁京”。收集革命文物的范围，“以五四以来，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央，上湖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革命运动；旁及其他革命党派团体之革命事迹”。1950年2月13日，文化部文物局也连续三天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征集革命文物启事》1959年，中共中央还批发了中宣部《关于中央革命、历史两个博物馆调用文物》的电报。
1950年7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命令，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政府普遍征集革命文物。
收藏的实物资料包括“报纸、杂志、图书、货币、邮票、印花、土地证、摄影、图片、表册、宣言、标语、传单、电影、年画、木刻、雕像、传记、墓表、日记、手稿、信札、墨迹、以及革命先进和烈士的用品遗物，如兵器、旗帜、标识、证章、印信、肖像、衣服、用具等”数十种类别，希望“各机关团体如有接收或征得的革命文物”，与筹备处“联系洽商提集办法”，“征集办法分捐赠、借存、收购三种，由应征者任选其一，对于捐赠及借存之各种革命文物具有珍贵价值者……予以褒奖”。
随后，筹备处工作人员主动出击，对外进行宣传和联络，并多次派员组成征集小组奔赴各地开展征集工作。1952年11 月，征集小组随中宣部人员前往上海、南京等11个城市征集文物。截至1953年，在各地协助下，已征集到各种革命文物约29,400 余件（其中包括文献3,682件、实物10,749 件、照片 15,000 件）。1953年仅一年就入藏文物近 17,000 件。1954 年初又制订 《征集提纲》，于3月派出征集小组前往山西、陕西两省，历时半年，走访27个市县，共征集到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物和资料15,916 件。1956 年初，征集小组赴东北挖掘东北抗联文物。7月，派出10人配合内务部组织工作组到老革命根据地进行访问，征集到以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实物资料为主的 839 件革命文物。此外，还有计划地以各省的革命老人、“二七”老工人及老根据地居民为主要对象进行了数十次访问，搜集相关材料。
20世纪50年代，为保护馆藏文物和充实陈列内容，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组织技术人员开展文物修复和复制工作。
在各级部门的号召以及筹备处工作人员的努力下，社会各界给予了文物征集大力支持。据统计，到1957年底，已经入藏的革命文物达 68,553件。1957年的拨交文物中很多都是珍品，如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玉玺、我国现存最早的动力纺织机器、詹天佑测绘京张铁路线时的仪器、孙中山亲笔信、延安中央印刷厂的印刷机、白求恩用过的X光机、开国大典时毛泽东主席亲自升起的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等等。
詹天佑测绘京张铁路线时的仪器
1960年8月31日，“中央革命博物馆” 更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撤销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机构。1961年7月1日，正式向社会开放，并推出筹备已久的“中国革命史陈列”。经过 10 余年征集与积累，到开馆时，馆藏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国家级博物馆的水平，可以较完整地反映自 1840 年以来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其中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馆藏文物更是十分丰富。
征集的部分革命文物
1965年，中宣部从全国各地借调20余名油画工作者，集中于北京，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一批高水平的革命历史画。这一时期，文物征集工作继续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特。1963年春，为196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做准备，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要大力收集孙中山和同盟会元老、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文物，并特派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到柳家，动员柳氏后人捐赠遗物。4月，柳亚子子女柳无非、柳无垢将其遗留的 6,000 余件遗物捐赠给博物馆，其中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诗词手稿、题字及与柳亚子的书信，柳亚子诗词文稿及革命文献、书画、印章、照片等。
何香凝为救济国难义卖所绘制的《竹菊图》1963年柳无非、柳无垢捐赠
1969 年9月，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这一时期历经“文革”，由于业务工作的停顿，文物征集工作也随之被削弱，但并未停歇。
1973 年，国际纵队勇士谢唯进捐赠了他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时的一批文物。1936 年7月，西班牙爆发了保卫民主共和国、反法西斯的民族革命战争，来自54 个国家的4万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组成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谢唯进受共产国际和中共海外组织的委派，参加国际纵队并担任炮兵纵队政委。他珍藏了军大衣、证件、徽章、锦旗、信件、印花票、宣传画、剪报、照片等大量重要实物，后来分批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为研究中国支援西班牙民族革命及反法西斯战争这段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手资料。
朱德等赠给国际纵队中国支队的锦旗 1973年谢唯进捐赠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国革命博物馆加强了藏品征集工作，明确指出征集工作是全馆性的工作，陈列部、群工部可以结合筹办陈列和专题研究进行文物和图片的搜集，取得了显著成果。期间，通过举办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纪念展览，就搜集到相当丰富的文物。如1978年，邓颖超捐赠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的作文和留学日本时的日记等珍贵文物多件；1979 年，康克清捐赠包括朱德元帅服和勋章在内的文物701 件；1980年，王光美捐赠刘少奇文物，彭梅魁捐赠彭德怀文物多件。
周恩来留学日本时的日记
这个时期，由于各业务部门大力协同，征集方法灵活多样，藏品量大大增加。至1982 年底，全馆近现代文物达96,774 件，其中一级文物3,183件。美国亚历山大夫人捐赠的国际友人埃德加 •斯诺在陕北采访用过的电影摄影机、彭千娜捐赠的彭友仕烈士1931 年绘《难民行》国画、贾伯涛捐赠的黄埔军校卒业证书、杨永康及家属捐赠的孙中山“天下为公”横幅、中共中央办公厅拨交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缴获并献给中共“七大”的日军降落伞等，都是这个时期征集入馆的文物精品。
孙中山“天下为公”横幅
1983 年1月，中国革命博物馆恢复单独建制。这个时期，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了全面反映这些成就，同时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近现代文物征集工作者秉承老一辈征集人的传统，始终保有清醒的头脑、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细心搜集和快速反应的能力，在大力填补馆藏空白的同时，又着眼于为未来而收藏。
他们将征集的触角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医疗、卫生等类文物的征集处处开花，近现代文物征集工作全面展开。为研究制订征集计划，征集人员多次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召开座谈会，共同商讨征集工作。工作人员还结合对文物照片的鉴定和从报刊、资料中发现新线索来征集文物。如根据一张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名单，按图索骥，及时联系、访问相关人员，就征集到国际援华医疗队成员保加利亚教授甘扬道和原西德教授考泰勒捐赠的文物、照片。文物征集途径得到进一步拓宽。
许海峰获得的奥运会金牌
新时期的藏品征集工作同样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无私支持，因而取得了长足发展，藏品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使得各时期重大历史事件均得以体现。这期间征集的一大批珍贵实物资料，不仅满足了基本陈列的展出需要，而且极大地丰富了馆藏、填补了空白。如许海峰获得的我国第一块奥运会金牌、美国总统里根赠给邓小平的水晶玻璃鹰、开国大典用过的礼炮、20 世纪初赴法勤工俭学一批实物资料、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签字笔、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原稿、《哥德巴赫猜想》简要论文手稿、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时用的手摇计算机、以及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等。
本文节选自《中国国家博物馆近现代文物的征集与捐赠》 安跃华
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110周年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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